本书详尽地披露了西安事变发生前后，
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种种内幕。
作者根据中俄两国档案，具体说明了张学良与李克农、周恩来多次会谈的内容；介绍了从秘密订立局部的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协定，到密谋通过中共，取得苏援，实行“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全过程，以及中共为何在积极推动建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的中途，突然放弃“抗日反蒋”方针，转而谋求与南京政府合作的幕后原因。
依据文献档案，披露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共、中共中央有意吸收其入党，却遭到共产国际反对的情况……
本书介绍了在西安事变之前，在事变期间，以至于在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身为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深得蒋介石器重的张学良，何以会冒险与自身尚处于极度危险中，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几万红军暗通曲款，甚至于把宝押在中共身上?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内幕?自然，这本书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中俄两国档案中仅存的有关张学良要求入党问题的几份珍贵的档案文献，并且结合相关史料具体地介绍了张学良提出入党要求的经过和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所作出的不同反应，仅此已足以否定那种关于中共对于西安事变几乎不起作用的说法。
本书详尽地披露了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种种内幕。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威吓不惜一切选择北上？
毛泽东推举张学良做西北国防政府主席、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张学良与中共秘密结盟的目的何在？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为何半途而废？张学良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吗？红军为什么要“打通国际路线”？两万余名接取苏联援助物资的西路军何以全军覆没？西安事变到底谁是主谋？毛泽东为什么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著名历史学家
杨奎松先生运用中外权威资料，梳理这段历史公案，其精辟的解说、合乎情理的推论、独到的见解、畅晓的文字以及珍贵的图片，将引领人们在重温扑朔迷离的历史时探究真相！
第二，由于红军武器落后，弹药匮乏，在江西苏区反“围剿”战争中吃了国民党堡垒阵的大亏，中共中央最担心的就是国民党的“堡垒主义”。他们之所以急于取得苏联援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他们相信，必须取得先进的“技术工具”，比如飞机、大炮，才能“粉碎堡垒主义”。如今，要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能否粉碎国民党的堡垒主义又成一大难题。但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陕北、甘北地处黄土高原，既少树木，又少石头，故“敌人要想像中区那样依靠堡垒是比较困难”。既然国民党很难实行堡垒战术，作战部队主力又是战斗力不太强的国民党杂牌军，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自然胸有成竹。他们不仅不担心自己的力量过于弱小，相反，毛泽东雄心勃勃地提出：目前时期以吴起镇为中心向西在甘北发展，整顿部队，扩大红军；然后向南进攻张学良、杨虎城，连接仍旧存在于陕南的另一块苏区，因为“杨、张是好对手”，容易对付；待黄河结冰后，再进一步向东进攻山西的阎锡山，使陕北苏区成为跨越陕、甘、晋三省的大根据地。①
这时，还在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之前，由红25、26军改编而成的红15军团就已数度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交手，并两次大败东北军，充分显示红军比东北军具有强得多的战斗力。像10月1日，红15军团于陕北劳山一带设伏，几乎全歼尾随进剿的东北军第110师，甚至击毙了该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驭州。只过了20多天，红15军团又在富县榆林桥全歼东北军第107师之619团，外带621团一个营，生俘61 9团团长高福源。要知道，这时有数以万计的东北军正在陕北一带四处“围剿”红军，一个红15军团就打得东北军不亦乐乎，再加上几千身经百战的中央红军到来，东北军更加不是对手。
果不其然，11月初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会师后，围点打援，中央红军在直罗镇一带仅以数连兵力即一举全歼东北军109师一个整师，外带106师一个团，109师师长牛元峰被迫自杀，红军光是俘虏就捉了两千余人。其威力可想而知。
直罗镇战役后，红军已经稳稳地在陕北站住了脚。到陕北不过一个多月，红军已经扩充2 500人，俘虏3 000余人，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总数已经接近于15 000人。加上在陕北苏区周围还有5 000名游击队和3万名赤卫军及赤少队，整个红军的实力较前已经得到极大的加强。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军事领导人发现，国民党军队在短时期内根本不可能对陕北苏区实行有效的包围。他们并且相信，在苏区南面，东北军在进攻红军方面起不到多大作用，北面的井岳秀和高桂滋的两个杂牌师始终行动迟缓动摇，更是不足为惧。苏区的东西两面虽有东北军、马鸿逵和阎锡山的几个师，但其防线背后都很空虚，不难将其打破。在经过了长达一年时间的长途征战之后，能够让部队得到充分的休整与补充，使部队从长期的被动应战转为主动进攻，这正是中共多数军事领导人所求之不得的。因此，他们显然更加坚定了要全力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的决心，至于对两个月前提出的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则明显地感到不那么迫切了。
不过，1935年11月18日左右，原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林育英为传达共产国际的关于“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重要指示，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经外蒙辗转来到陕北苏区，让中共中央得知了一个既令人吃惊又让人振奋的重要信息。这就是斯大林的建议：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①
斯大林同意中国红军在可能的情况下打通国际路线。这对于将近一年来极其渴望得到苏联援助，但又对打通苏联犹豫不决的中共领导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极度兴奋的消息。中共中央这时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当即于11月20日和25日接连写信给在前线的此时在党内负责军事指挥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张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迅速准备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①
这时的陕北苏区，严格说来，其实只有安塞、保安、瓦窑堡三个县的中心区，其余都是与敌犬牙交错的游击区，并且陕北甘北地区地薄人稀，对于熟悉南方自然地理条件的红军来说，物质条件可谓相当困难。况且不论东北军、十七路军等战力如何，其部队毕竟源源而来，加上有消息称张学良等部也已开始仿照国民党中央军在南方的战法，在苏区周围地区修筑堡垒，有重新推行“堡垒主义”的企图。张闻天等对长期坚持陕北根据地自然不十分乐观。他们相信，既然斯大林已经批准，迅速取得苏联援助将不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此举对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较之继续坚持陕北根据地，无疑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但作为军事领导人，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却有另外的看法。他们显然对红军突破腊子口以后人数锐减记忆犹新。因此，他们极其重视前此长途跋涉给部队带来的严重损害，更加看重根据地在士兵心理上的重要意义。同时，他们对当前的战争前途十分乐观，故毛泽东明确认为，目前最紧要的是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和扩大红军，仍应坚持他前此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红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主张，即“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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